长期低生育具有恶性循环的惯性。当父母只有一两个孩子时，会全力为孩子付出，推高单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现在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形成恶性循环。

而长期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夫妻，通常需要照顾四个老人。而且，教育程度的提升，会推迟初次生育的年龄，等到他们认为有能力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四个老人中只要一个出现身体问题就会让他们疲于奔命，不会有精力和意愿生育维持社会正常繁衍所需要的第二、第三个孩子。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后才能体现。因此，低生育率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人口坍塌对中国发展釜底抽薪

由于早年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依然面临着有限的增长，但未来则会面临极度老化和加速萎缩。我们在各个媒体的近百篇文章已经详细论述，这种人口坍塌的趋势不仅不能缓解资源环境、粮食安全、城市拥挤等问题，更会严重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乃至民族复兴。支持人口减少有利于中国的所有论点，其实都似是而非，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多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为此努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的核心优势，却被人为消减。随着人口的加速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消费和生产将同步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可能步入衰微;国内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的动力和财力弱化，现有设施面临日益老化甚至废弃。

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其他条件不变，长期来看，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6%，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颓势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长期导致人口深度老化和数量萎缩。我国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在全国各大区域中最低，并且人口外流，而近年东北的人均GDP增长也在全国垫底。实际上，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

科技创新和创业是中国经济提升的希望。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人口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更旺盛。而且，年轻人口比例减少，创新和创业活力会以更大幅度衰减。此外，严重老龄化导致社会抚养压力持续上升，财政状况恶化，挤压对科技的投入。

因为技术、制度和城市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会相对快速地进步，GDP总量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人均GDP则会稳定在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在更持久、更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人口的内爆性衰减将抑制中国的上升空间。如果生育状况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无法改观，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将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其规模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后果将是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萎缩，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到21世纪末，由于人口规模大幅衰减，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又会被美国反超，而人均GDP也会因为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弱化而受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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