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体系作为暂时的历史现象，有许多固有的不足。南海声索国都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后来者，有可能避免欧洲国家的历史覆辙。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需用实例来证明：自己不但克制住了“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的冲动，而且趟出了一条各方都能接受的争端解决之道，从而为自己的和平崛起提供一个典型例证。毋庸讳言，南海已经成为全世界观察中国外交走向的一个风向标。

有了上述的心理底蕴，中国就不必担心美国在南海进行再多的宣示行动，也不必在意所谓“老奸巨猾”的美国是否在给自己摆鸿门宴。从中国目前的应对看，并没有赴美国的“鸿门宴”，而是采取了“监视、喊话”，“识别查证、警告驱离”等行动。但美国高调实施违反中国法律的行动，这是首次。中国军舰2015年10月穿越阿留申群岛塔纳加海峡时曾进入美国领海，但这属于国际法上的“过境通行（transit passage）”，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与美国法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有的应对是不够的。可以考虑实施组合行动，包括一些对等措施。在此基础上，中国不妨重新审视自己的南海政策，确定新的南海方略。

这要求中国调整南海问题上的“模糊政策”。中国采取这一策略的原因，已经被国际南海研究界分析得八九不离十。美国的南海策略，就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让中国的模糊政策难以为继：通过菲律宾仲裁案，彻底消除九段线的国际法基础；通过一系列航行自由宣示行动，摸清中国实际能接受的南海管辖海域外围界限；通过协调其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南海问题的“新事实、新规矩”，并让中国不得不接受。从目前的迹象看，美国有可能成功。

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显然，对中国来说，“时间在自己一边”的说法已经难以成立。为了非核心利益而与美国为首的这股力量正面对抗也非明智之举，毕竟，未来几年中国海上斗争的重心是东海以及台湾海峡，而南海周边国家是中国争取的对象。更好的选择是：借力打力，化“危”为“机”。也就是说，改变目前这种整体上被推着走的状态，主动把握南海争端解决进程。具体而言，可以分步骤采取以下措施：宣布九段线不是海上国界线；同意进一步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并酝酿成立由直接当事国组成的多边仲裁机构，“南海的事情沿岸国来办”；宣布中国无意在南沙成立防空识别区，愿意与其他声索国共同签署南海非军事化协定；双轨与多轨并行，启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与海洋划界谈判进程。

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首先是战略问题，其次是政治问题，最后才是法律问题。战略问题需要通盘谋划，政治问题的判断端赖强有力的决策层。这两个条件都趋于成熟。

文/薛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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