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所以我们相信，美国学术界看待日本问题的方式同样需要面对很多固有成见的困扰，或者政府政策的压力。是这样吗？
道尔：是的。如果没有越战的刺激，我可能不会完成PhD，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我了解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的暴虐罪行时，我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士兵在越南犯下了类似的战争罪行。但当我开始读PhD时，1965年，日本正在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大量的美国军队从冲绳的军事基地出发，日本对美国政府的举措表现出百分百的支持。从二战结束，整整二十年时间过去，我们的敌人变成了同盟和坚定的支持者。中国、日本、美国关系的变化改变了我看待历史的方式。日本怎样从凶残的敌人变成了如此忠诚的同盟，可以站在美国一边去对抗任何人？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大批涌入美国。这又改变了学者看待日本的方式以及针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很多学者的视角是在跟随政府的官方政策。也许他们相信官方的政策，也许他们影响了官方政策，或者受到影响，这非常复杂。所以我也试图回顾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研究经费的来源、会议的影响、政治警告，日本人的介入。
“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
东：如果向前追溯美国的日本学，是否可以说，在二战以前，美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基本可以用“空白”来形容？
道尔：这就要提及E. H. 诺曼（E. H. 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长大的传教士的孩子。这种“传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国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长大，掌握了语言并且对日本文化有亲身体验，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诺曼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战时的美国政府顾问，因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关的写作。诺曼写作了第一本关于现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译本名为《日本维新史》）。但整体上日本研究在战前和二战期间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国政府培训相关人员学习日语，让他们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向政府和军事部门提交报告。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学者。在传教士子女背景和战时受训人员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朝鲜战争时期，大批研究人员被送往亚洲，主要是在韩国和日本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也产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东：可以想象，在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日本研究的需求大幅上涨。
道尔：是的，但在二战期间，也并没有出现多少很好的日本研究的英语文献，日本研究也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战时日本人形象就是“猿人”（monkey-man、ape），这是一种主要的形象，它几乎是指“亚人类”，比整体的“人类”要低级。二战时期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大约和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差不多：残暴、狂热、极度军国主义，所以美国人一直强调日本要无条件投降，以能保证在战后我们最大程度地去改造日本社会。
美国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学者，主要包括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为政府部门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们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与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专注于个人主义，有普世价值，日本文化不同于普世价值，而是有一种“耻感文化”：美国人会为自己做错了事感到羞耻，而日本人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人眼中是坏事、错事而感到羞耻。所以，耻感不是源自个人，而是以集体为导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体。
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很多人类学者都是非常聪明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是个人主义的，我们的行为高尚，我们没有犯下暴虐罪行等等，是非常有问题的。她著名的作品《菊与刀》出版于1946年，完全基于二战时期的研究。她同时认为日本人是崇尚等级制度的，而美国人更加个人主义、追求平等。这其中有正确的元素，比如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他们对这种更高等级、神圣的力量表现出完全的俯首帖耳；同时由于他们缺乏普世价值，他们的道德观是特殊的，在每个集体中有不同的标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行被解释为他们所处的集体缺乏一种道德观念的教化，以至于无法认知如此的暴虐行径是错误的。
当我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越南战争时，我会觉得这有些荒唐。美国人所犯的战争暴行既在集体主义层面—政府的轰炸政策，又在个人主义层面—美国士兵冲入越南的村庄杀人，这与日军当年的暴行没什么不同。不是说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而日本人是集体主义的吗？甚至后半句也有问题，那时我已经在日本生活过，我眼见到大量日本人是个人主义的。我可不能下结论说日本人是集体导向的，我见到的日本人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有深刻的道德核心价值。
总之，战时美国人对日本的主要看法是，日本人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
东：那么二战时期，中国与日本在美国的形象有何异同？
道尔：二战时的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日本是那个需要重大改造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结束时，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并称“四巨头”。不论中国当时是否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但那时的人们普遍没有疑问，中国应当成为世界舞台的重大力量，而日本会被摧毁。
我写过一本书叫做《毫无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其中涉及过这个话题。如果想要了解国家或民族形象，你应该关注大众文化对此的反映，比如电影。二战期间美军拍摄的纪录影片中，中国的形象是有英雄气质的—人们能看到重庆的士兵列队奔赴战场，中国人民不畏险阻，慷慨赴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也非常流行而有影响，她笔下的中国人个性鲜明，英勇、善良；林语堂的英文写作介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好地传播了中国辉煌的、悠久的文明和哲学传统。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非常正面：中国人与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国民有鲜活的个人特质，而这一切还源自他们悠久深邃的文明与哲思。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革命充满了期待与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文化，包括长征、土地改革、理想主义等等，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支持，这在后来会带来巨大的问题，比如持有这样理念的一些杰出学者被当做“亲共人士”而被美国政府压迫。
简而言之，在美国中日两国的战时形象对比可以概括为：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所以想当然的，人们期待中国成为美国战后的同盟，而日本将沦为一个“四等国家”或“五等国家”，永远也不会再成为一支重大力量。
东：但战后的历史进程没有如当时想象般进行，甚至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情结也一直没能解开。
道尔：让我们这样想一想。战后日本的草根力量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他们真诚地想要从新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那时日本的人口大约是7000万，但有近300万人死于战争，包括约200万士兵和100万平民。你几乎无法找到一个人是真正幸运的：他或她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死于战争，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邻居。这样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他们每一个人，都从某种方式感知到了这场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要一个新社会，他们欢迎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伟大或者高贵，他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而且抓住了这种机会。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想要征服亚洲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女人们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孩子。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作为年轻学者在日本访问，我不小心问起身边的人，“您的父母怎么样？”总会有人说起“我的父亲死于战争”、“我的哥哥死于战争”，或是“我的某某人死于战争”。随便找普通的日本人谈论，他们都会有个人的故事告诉你，战争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中国人指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暴虐行径时，日本人在说，看看我们遭受了多大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变得非常复杂。我不想谈论政治家参拜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都很糟糕，自民党糟糕透了。但很多普通人想去靖国神社祭奠，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祖父、我的朋友死于战争，我想去表达我对死者的尊敬，跟他们交谈。你可以说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博物馆，因为它把所有的死者都当做英雄。但越战纪念碑是怎样的呢？每一个死者的名字都是英雄。可真的如此吗？很明显，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在越南有着残暴的战争罪行—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一定全部是英雄。现实中，好像不管是否犯下战争罪行，一旦死去，他们就是为国家而死，他们就变成了英雄—这不是特殊的情形，在美国、日本、中国或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这几乎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怎样，对日本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恐惧惊人的战争，他们不仅仅输掉了战争，还失去了身边无数的生命。对于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很难领会这种感受。施暴者与受害者可以是同样的人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将不得不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全力应对。
民主化、非军事化、“赤狩”：占领期的日本学
东：战后，无论学界还是政界，美国对待日本的心态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道尔：战后美国人给予了日本非常进步的、激进的改革政策，主要在民主化与非军事化两方面。1945至1948年，很多美国的进步人士来到日本，与一些人将日本人看作“顺从的畜群”或“巨大的蜂房”不同，他们认为日本人民有足够的“适应力”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他们真诚地信任草根阶层，认为日本人是普世性的，民主的价值是普世性的。这些当时到日本的进步人士非常理想主义，他们相信不论性别、阶层、种族，人们都会认同民主价值。
问题是，当时的日本从未经历一场真正的革命，人民普遍受到政府压迫，封建领主式的制度和思维还普遍存在。E. H. 诺曼在《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指出尽管日本进行了高效而富有成果的现代化改革，封建主义的压迫性结构并没有改变。这种压迫式的统治结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缺失使日本非常容易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诺曼的著作在美国占领期非常流行，成为了几乎所有去日本的美国人必读的“圣经”。人们读过了诺曼的作品后似乎掌握了对日本进行改造的要领，即消除封建遗产，打破旧有的统治结构，使其开放，并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劳工、给予劳工结社和罢工权力、改革教育系统，等等，等等。然后人们认识到，问题似乎源于明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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