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法兰克福报》驻巴黎记者高德满（Paul Goldmann）受报社指派，6月抵华，从南到北游历了中国许多地区，本文是其在最后一站北京采访李鸿章的记录，时间为10月26日。
德国公使馆为我出面，请求李鸿章接受我的采访，听说他已经答应了。尽管如此，我还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会接待我。眼下中国的政要们对欧洲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欧洲记者！要是知道有欧洲记者在他的房子附近转悠，他肯定要给大门再加一道门杠。没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为肩上扛的脑袋不安全，就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说漏嘴，不然真会发生掉脑袋的事情。
看起来李鸿章仍然一如既往地是唯一一个不知害怕的人。他答复公使馆，次日即可接见。这一天，正是欧洲军队要进入北京的日子。正当我们准备按时赴约时，一封信送到了我们面前，这封信是李鸿章秘书起草的，说很抱歉，李鸿章发烧了，今天只好爽约了。一位中国政在欧洲军队进入北京这一天感觉发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连串的事情，看来是典型中国式的。李鸿章先是答应接受拜访，因为他不想显得无礼；可是他本人的确想回避，因此就在那一时刻恰巧生病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我们认识到，李鸿章属于中国人当中不多见的类型。几天之后，他不再发烧，就重新约了见面时间。德国公使馆的翻译葛尔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葛尔士先生是帝国所派出的最重要的专家之一，他在任职期间学习了令所有欧洲脑袋头疼的中国学问，成为一个清新而有魅力、同时还很高贵的人物。与李鸿章的谈话有这样一个翻译在旁，真是少有的机会，他能够把你说的话，丝丝入扣地用中文表述出来，而且还不厌其烦地把回答的话也准确地转述过来。
我们每人上了一辆车——那种没有弹簧的北京马车，路上的无数坑洼和石子都反弹进肉体里，这真是人类发明的最可怕刑具。公使馆的车夫跳上富丽堂皇的天蓝色丝绸罩着的大车，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人跟在后面。从公使馆大街往右拐，走过一大段向皇城方向的宽阔马路，然后再向右拐，通过一条很狭窄的胡同，半个小时之后，在一条不算很宽的马路中间停了下来，这条路上人马稀疏，非常安静，李鸿章儿子的家在这条路上，他在里面等着我们。与北京通常的房子一样，这座房子也是木制的平房，不过是新房，新刷上去的绿色在周边脏兮兮的灰色中非常出挑。这所房子临街一面所占的长度也可以看出房主是个有钱人。
车夫先递进去我们的中文名帖，他带回来的消息是，我们可以进去了。从马车里爬下来，经过大门，走过镶着大方砖的洁净院落，拾阶而上，李鸿章已经在客厅里等着我们了。他站在低矮的门里，差不多把门框都占满了，原本就高挑的他看上去就更为高大了。那种年迈而高大的形象使人肃然起敬。
他穿着简单的家居衣服，红褐色织锦缎的长袍，蓝色丝绸的上衣，小小的金纽扣没有扣上，靠近脖子的那颗已被磨掉了颜色。棕色的脸一点都未变，还与在欧洲见到过的一样。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不是那种古怪的中国文人眼镜，而是欧式的、镶着细细的金边。镜片后面是生动灵敏的小眼睛，有时候也会显得阴险。他说话声音很轻，听上去并不让人感觉不舒服，尽管由于年纪大的关系声音有点含混。他尽量一字一字地说清楚，至少开始时是如此。后来他快速加快了，但牢牢地掌握着说话的分寸，机敏的眼睛一直窥视着对方的举动。他有时说着说大笑起来，露出嘴里的黄牙，这是长而坚固的猛兽牙齿。笑的时候，他脸上会现出嘲弄的神色，但马上就变得严肃而没有表情。他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头骨顶起了头皮。他手里拿着黑色的硬木拐杖，手柄是象牙的。因为他很愿意充当中国的俾斯麦（这是一些欧洲人奉承他的话，一直说到他信以为真），所以他很可能连同这位德国首相在最后几年里用的拐杖也一起复制了。
我们一直呆在经过院子一进门的那间屋子里。这是一种客堂式的厅，地上铺着砖石，几乎没有放置任何家具。只在一个角落摆着一张欧式皮沙发，前面还有几张椅子，后头一面涂着绿漆的木板墙将屋子的内部空间隔断了，没有来访者的话，大概这面墙是可以移除的。李鸿章握了握我的手，还问了我的姓名，看了看我递上去的红颜色的中国名片，然后在皮沙发上坐下。他把腿伸直，把裹着白麻布、穿着中国软鞋的脚伸得远远的。他把他的孙子介绍给我们，一个个子窜得很高的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儿，他的高高隆起的鼻子，会让我们的反犹主义者当作其中国血统不纯的证据。这位年轻的先生穿着很漂亮的深紫色长袍，彬彬有礼，却有点害羞地与我们握手，然后退后坐到较远处的椅子上，凝神细听着祖父说话。
沙发近旁站着一个仆人，时刻准备着听从“来”的招呼。谈话期间，李鸿章一会儿让他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开始是香烟，他装上小小的镀金烟嘴抽烟，然后是金属的水烟，一声“来”，烟管就放到了他的嘴里，一会儿又是一杯茶。当然每样都也都拿给我们，除了水烟。沙发上还放着一个器皿，看起来像食品罐头，李鸿章不时拿起，放到嘴前，向里吐痰，然后又小心地放回到沙发上，紧挨着自己的身边。由于所有的门都开着，穿堂风大得吓人，我们正好坐在风口上，所以外套也不敢脱。越来越冷，“来”没等召唤就主动上来，给他主人的光头上戴上了家里用的帽子。
李鸿章先问了些我个人的情况，他用拐杖指着我，问道：德国哪里的人啊？来中国多久了？都去过什么地方？在胶州呆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欧洲啊？
然后他停了下来，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话题转过来，我说：“《法兰克福报》派我来北京，因为报社预感到会出现严重的态势，而眼下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对中国完全不了解，无法解释整个危机的来龙去脉。您若能够给出一个答案，我将非常高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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