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中国渔船“鲁烟远渔010” 在位于阿根廷丘布特省靠近马德琳港沿海水域，因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内捕鱼，被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击沉，所幸落水30余名船员均被救起，无人伤亡。这是继近年中国渔船在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海域附近发生冲突后的最新一起冲突，中国远洋捕鱼问题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目前关于中国远洋捕鱼出现的问题，中国官方并没有披露相关情况，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欧洲议会2012年6月公布的《中国在世界渔业中的角色》以及绿色和平组织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远洋渔业企业西非违法捕捞作业调查》两份专业报告。

欧盟报告显示，2000-2011年间，中国渔船光在西非北部海域的IUU （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行为就有2648起。绿色和平的数据显示，2000-2006年，以及2011-2013年期间，中国渔船在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等西非六国共被发现183起涉嫌违法捕捞行为，31%的船只多次发生违法捕捞行为。

绿色和平自有船只“希望”号2014年在西非海域26天的实地跟踪调查发现，有12艘中国渔船进行了非法捕捞，占几内亚专属经济区内所记录的52艘中国渔船的23%，平均每两天就新增一起中国渔船违法事件。

其中，与此次阿根廷事件有关的渔企属地山东省的渔企非法捕捞行为最多，大连连润、大连博远等企业榜上有名。非洲捕鱼违法行为中也出现了央企身影。2014 年中水集团 59 艘在非洲捕捞作业的渔船中，就有 46 艘涉嫌总吨位欺骗行为，其中 44 艘涉嫌少报渔船总吨位，累计共 6757.7 总吨未上报。

根据绿色和平的数据，中国在非洲的462艘远洋捕鱼渔船，几乎全是在中国已被逐渐淘汰的破坏性底拖网渔船。这在中国地方官媒的报道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浙江广源渔业老板方盛华2015年5月在接受浙江在线采访时毫不隐藏地说，他们赴安哥拉的五艘渔船“都是大型围网船，捕捞方式对海洋杀伤性较大，因此围网船已被列入一打三整治范围，要求三年内必须进行更换。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把国内过剩产能转出去”。

所谓“产能转移”，其背景是2012年中国远洋捕鱼战略的升级。当年中国首次出台远洋渔船更新改造项目投资补助政策，浙江、山东等沿海渔业大省也出台了相关地方政策，支持渔企走出去。浙江于2012年出台了远洋渔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战略是舍近（减近海捕鱼规模）求远（发展远洋渔业）。该省舟山打造“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时，投入了大量财政基金补贴渔企。山东省2015年提出 “海上粮仓”战略，设立了3.2亿引导基金，并透露该省远洋渔船已达434艘，在建远洋渔船36艘，已批待建远洋渔船44艘。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大跃进下，目前中国远洋捕鱼船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数据，2014年全国远洋渔业总产量和总产值分别达203万吨和185亿元，作业远洋渔船达到2460艘。而欧洲会议的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11年期间中国渔民捕捞量约每年460.4万吨，其中来自非洲水域就占了294.1万吨，其次是亚洲水域，占94.8万吨，少量来自中南美洲和南极洲。这和中国渔保协会发布的数据相差巨大。

国际海域捕鱼作业情况复杂，远洋捕鱼偶尔越界进入经济区是正常现象，但系统性、有规律性、成群结队地越过分界线捕鱼，不免让人质疑其中的动机。根据欧洲议会、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以及国内外媒体公开报道综合分析，除了上述具体捕鱼行为的违法外，渔业靠财政资金维持、监管落后等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也造成了远洋捕鱼冲突。

中国通过燃油补贴、船舶更新改造补贴，以及免除进口税、增值税等措施鼓励捕鱼企业“走出去”。这一定程度造成了相关企业靠政策而不是提升管理水平吃饭。比如绿色和平分析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发现，该公司2011-2013年的净利润全部来自于补贴。其中，2013年该公司捕捞业务亏损约4135万元左右人民币，由于约8254万元的燃油补贴到位，公司“盈利”。

中国农业部既管资金，又管业务审批，还承担监管职责的体制，已经不符合远洋捕鱼管理的需求。农业部对远洋渔业实行项目审批管理和企业资格认定制度，并对远洋渔业船舶和船员进行监督管理，但目前的渔业发展政策仍是只考虑经济利益，缺乏可持续渔业发展的管理原则、策略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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