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比较股价指数的差异，是因为GDP是总量指标，而股指是质量指标，过去25年来，中国的GDP增加了35倍，但美国的GDP只增加2倍多，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显然很成问题，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债务占GDP比重是美国企业的两倍，盈利能力也显著低于美国企业，如今年一季度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平均ROE降至6.5%，2015年中国进入全球500强的非金融企业的ROE为11%，美国则达到15%。这就是为何我国要加快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去产能和淘汰僵死企业的原因。

问题在于，能否肯放弃GDP的增速目标（实际上中国这些年来一直把GDP作为预期性目标，并非一定要完成），权威人士也提出，“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以焦虑的心态稳增长“。事实上，那些经济低增长的成功转型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却很强，企业利润率远超中国，而且失业率也不高。

中国传统的稳增长逻辑，是认为只有经济高增长才能保就业，如2009年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的逻辑是要保八，因为1个百分点GDP只能带来80万人的就业；如今，7%增长所对应的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000万，即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150万人的就业，这是因为经济在转型，转型越充分，GDP的增速就可以越低。

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粗放模式，主要靠投资拉动，但目前已经成功转型的地区如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经济增长已经不怎么依赖于投资了，这两年来，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显著下降，而代表企业经营状况的税收却大幅增加。但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均严重依赖投资，201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之比已经达到82%。据麦肯锡统计，1992-2013年，中国的基建投资累计额超过美国和欧洲总和，但这种高投入往往只是增加债务和过剩。

比如，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未来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按如今这样的债务增速超过GDP增速的模式演绎下去，似乎已经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感觉，尽管GDP增速还很快。最典型的案例是东北：2003年发改委就设立了东北振兴司，但13年过去了，东北非但没有振兴，还更低落了。

因此，无论房地产泡沫是否破灭，经济负增长都是难以避免的，只是早点或晚点而已。但经济负增长未必是坏事，如果能够换来改革的成功和企业全球竞争力的上升。2009年以来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在全球领先，这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不能以为债务率比日本等发达国家低就认为相安无事，因为过去在赶超模式下，欠账太多，今后要维持经济增长，更需要增加负债，故债务高增长的势头很难遏制。只有放低经济增长目标，或许才会感到退一步海阔天空。

文/李迅雷 来源：作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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