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俄国的对峙成为欧亚腹地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战略区再一次从长城沿线转向与俄国势力相交的中亚和蒙古高原，自元代以后，清朝的势力再次回到中亚—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处理正在扩张的俄国以及内亚问题是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战略区向北方和西方跃进数千公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粮食与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其供应的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基本满足了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拉铁摩尔强调，“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的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与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平衡”(21)。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同处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国)、桂、黔、滇、藏、陇、青省等外，其他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1760-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高达近3亿8000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22)。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另外，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丝绸量的情况是，乾隆时占90％以上，嘉庆和道光前期占85％以上，道光后期到结束占90％以上。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的丝绸用于与哈萨克贸易的达到6000匹(23)。
清朝在新疆的巨额财政收入与开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清军西征，总有内地商贩随军，“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24)出现了“北套客”和“西路客”，“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25)内地民商(北套客)正是看准了新疆市场上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内地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民商的发达，部分弥补了经济区的不足，便利了财货和民生物资的流通。民商开发的奇台经归化(呼和浩特)以通京城的驼道(大西路)，逐渐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干线，奇台也逐渐取代镇西，成为繁华一时的北疆商业中心。奇台、呼和浩特、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西北地区货运。一些大的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奇台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店近40家。这条商路两端连接着两个重要的区域性市场，一个是奇台，一个是呼和浩特。
这种“能量”的补充来自全国各地：江南的丝绸、纱布、银两；陕、晋、闽等省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等。这些物资源源不断或通过大运河，或通过陆路，最后通过“长城—天山”的商路抵达天山南北。天山北路作为战略区，从全国调配物资进行补给，使得天山南北被统合到国家的程度大大提升，在道光初年，天山北路形成120余万亩的新垦土地，人口一度也达到60余万。天山南路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人口从乾隆初年的26万，增长到110万。
傅雷(Philippe Foret)通过对清朝在热河省的治理提出了一种新的边疆划分方法，满清皇朝对内外蒙古的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将边境地区分成动态与静态地区的一种情态，清版图所呈现的空间单位即有动态与静态之分。所谓动态地区，指的是原有景观发生了变化，与北京和承德的联系变得密切的地方；所谓静态地区，指的是原景观保持不变，可以被忽略的地区。伊犁和承德这两个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族群变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景观的变化(26)。天山北麓的变迁具有“动态边疆”的三个形态：第一，将大片的草原开辟为良田，人工绿洲面积大大扩张，形成了一个与天山南麓相似的绿洲地带，这一绿洲带由若干核心绿洲组成，相距不远，呈现连片发展的趋势。实现了草原生态为中心向农业生态为中心的景观转换。第二，城市体系的形成使得原来蒙古游牧地开始转变为“城村络绎”的定居点，实现了蒙古文化景观向满、汉文化景观的转换。第三，道路性质的转变。“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27)交通运输的时空效率大为提高，实现了从丝绸之路的贵重奢侈品的长途转运贸易转向区域间的民生贸易，“长城—天山”商路与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虽然路有重合，但是性质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动态边疆”真实的涵义表达的是“边疆中心化”，如果不是国家的战略区，怎么会有这么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为了解决将天山南北统合到国家体制当中的问题，财政富裕的省区都充当了“经济区”的角色，这就需要重新评价清朝对天山南北开发的贡献。在处理俄国与内亚的问题方面，必须使清朝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长城—天山”之间的区域关系的新发展，不仅标志内地和“边疆”的关系愈加密切，内地与天山南北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显示国家命运开始从南北轴向转为东西轴向的摆动，如天山北路的开发，伊犁九城、迪化、巩宁等城市的兴衰，这条商路就成为体现这种变动的重要“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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